“强国之道，首重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1]“体育为教育之一部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皆宜有体育之训练；体育为生活之一部分，不论士农工商，皆当有享受之机会。”[2]“体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897年南洋公学《蒙学读本二编编辑大意》：“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3]此编辑大意开创了我国近代史上就“体育”一词“说文解字”的先河，同时也是我国近代首次将“德育”“智育”“体育”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提出。

教会于清末创办的新式学校开设了体操①课，从而拉开了我国近代学校体育课程的序幕。现在已知的我国最早自主开设体育课程的学校，系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课程设置的起点。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1840—1937)的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为研究对象，追溯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教育从无到有、从各自为政到彼此衔接的发展脉络。

一、从“游戏”到“体操”：清末民初教会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之溯源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课程之肇端，始于教会学校。重视体育并开设体育课程，是教会学校的一大特色。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以人文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主，而教会学校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的全面教育，即一定程度上的德、智、体、美四育。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体育教育主要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传播：教会学校传播学校体育，基督教青年会传播社会体育(主要为课外体育活动及运动会)。

教会“开办学校为布道之先驱，以教育介绍教会”[4]。为“宣传福音”“造成耶稣美德之基础”，19世纪40 年代以来，教会创办幼儿园、小学堂，开设游戏课，将“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身常健适”放在首位[5]。正如时人评之：“既知儿童之愿欲所存，即可教育儿童，亦必合于儿童之性质而后可。是何也？则游戏是也。盖儿童之视游戏，一如其视饮食，其宗教在是，其世界在是，一切事物，无不以是为中心点。”“幼稚园游戏之事，乃诏儿童以用力之方也。”[6]到清末时，教会已在中国沿海及内地建立起包括初、中、高等教育在内的学校教育系统[7]。据记载，晚清教会女校的课程设置主要以圣经为主，其他学科有英语(德国教会则授德语)、四书、五经、算术、数学、格致、地理、中外历史以及音乐、手工、唱歌和体操等[8]。1900年，教会调查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5所美国教会女塾，有4所开设了体操课程[9]。而1864年由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是目前已知最早开设体育课程的教会学校，这可以从邹立文、李秉义和李青山三人1876年所获毕业文凭记载的“体操”课程得到证实。

期间，有些教会学校仅仅是出现了“体操”这个科目，并没有学时的安排，依旧是以游戏为主；更多教会学校的体育课程则是以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出现。如圣玛利亚女书院的“体操”就不是作为课程而是作为课外体育活动出现，其明确为每礼拜二次，一次须服操衣，借以强健体质，舒畅脉络，于卫生大有裨益[10]。山东烟台的汇文书院每日有两次运动时间，上午常做一种“抢球”游戏，可以说是球类运动的滥觞；下午为“夺旗”游戏，当时又叫“跑趟”，可以说是径赛运动的雏形[11]。《圣约翰书院章程》(1904—1905)则明确规定：“本院设有运动会，俾诸生课暇藉以纾畅体魄，春秋两季各举赛一次。”[12]而当时的教会大学，“如上海之约翰、武昌之文华、苏州之东吴、南京之金陵，开风气之先，有足球、棒球、田径运动等”[2]；为培养体育师资，还有部分教会大学开办了体育系。正如《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之概况》所言：“文科中包括许多职业系，其范围之大小、组织之完备，多与专门学校无所轩轻。计教育系凡十二，商业系凡四，新闻学系凡二，体育系凡二……”[13]从中国近代学校体育课程的目标、内容以及课外活动来看，教会学校无疑为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之滥觞。

二、从“兵操”到“体操”：清末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之“军国民主义”

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从范围看，先是军队，后是学堂，再向社会扩展；从内容看，起初是兵式体操，后是普通体操，再是田径、球类活动等。兵式体操，简称“兵操”，系洋务运动时期从国外引进，当时主要在军队施行，而后逐渐向学校渗透，洋务派把它作为富国强兵的措施之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