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体育发展的形态是影响其内在规定性的必然结果。陇南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在学术界已成共识。礼县古称“西垂、西犬丘”，是秦人最早的都邑所在地，素有“秦皇故里”之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居大丘”，“庄公居其西犬丘”。[1]20世纪80年代，面积达18平方公里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发现并被考证为“秦公西垂陵园”。目前已发掘出包括“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铸用簋”铭文字样青铜器在内的大量文物。[2]2012年8月，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在秦皇故里礼县建成。秦文化博物馆内主要展示了礼县秦早期文化的文物以及礼县历史、民俗文化及翰墨遗珍书画，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馆藏文物5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近150件，古籍资料余册。同年9月，甘肃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截至2016年底，甘肃秦文化研究中心已成功举办两届研讨会，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嬴秦西垂文化》。本文以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和圆顶山秦贵族墓车马墓葬出土的文物古籍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资料以及甘肃秦文化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对与体育相关的元素进行筛选、梳理、分析与整理，探寻当时的体育项目及活动方式，以及与社会其他活动，如军事、教育、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关系。本文从体育史学的视角，对礼县西汉水流域的先秦体育文化进行归纳和整理，以丰富或充实甘肃秦文化研究的学术与应用价值。

1 先秦陇南体育的基本形态

截至2019年，以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和“圆顶山”秦贵族墓为中心的礼县境内共发现早期秦文化遗址40余处。考古学家在秦公大墓和贵族墓葬中，均发现了车马附葬的现象，同时出土了大量车、马、车马器和兵器。我们通过对这些文物进行分析，结合文献资料分析认为：先秦时期体育没有独立的形态，而是依附于当时社会的其他活动存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1 先秦体育的思想动态

先秦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通过参加一定的身体活动或加强身体技能训练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体育可以产生社会效能；体育可以促进人体健康、保健益寿，从而增强生命力，延长生命时间；体育可以促进和提高军事技能，可以加强交流和沟通，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落实和执行礼制；体育可以使人精神愉悦；体育能够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培养健全人格，体育是培养“成人”和“完人”的重要内容和措施；人们对运动原理也有了初步认识，体育之手段在于运动，体育之诸种作用，皆由运动来实现，无运动，就无体育可言。[3]这些认识和理解，与当时社会的军事、教育和礼制互为共同体，蕴含着“文武兼备”的体育思想。

1.2 教育与体育紧密结合

先秦时期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与“生产劳动”基本分野,而进一步与军事教育、礼仪教育等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六艺”教育是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中包含“德、才、艺”兼备的教育体系，其中“射、御、乐”教育就是围绕身体教育而展开的，是先秦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运动项目。我们从体育竞赛活动组织视角对“射礼”进行分析，从其组织程序、参加人员资格、比赛规则和方法、场地器材、结果评判等方面的要求来看，可以说“射、御、乐”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运动会。

1.3 军事与体育的一体化

考古学家在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和赵坪村等地的大型墓葬中，均发现有车马坑附葬的现象，并发掘出土了大量真车、真马、殉人、车马器和兵器。这些文物也说明，当时的战争主要以车战为主体，马是重要的战争和交通工具，驾驭车马的技术和技能要求也促使了田猎、武舞和马术等活动的兴起，为这些活动逐步与军事分离并走向体育运动化、娱乐化和竞技化奠定了基础。

1.4 “以舞制之”、“以利导之”的体育养生形态

先秦时期，西迁的秦人为了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连年不断的诸侯、部落征战，发现通过模仿动物的动作和姿势可以“强壮”人的身体、增强抗病能力、修炼人的心性、延缓衰老。天地万物都在运动，人体也需要运动，是我国最早提倡“生命在于运动”的养生观点，这些观点集中在《吕氏春秋》，其形成是统治阶段的产物，也是古代以“和谐、适度”为标准的体育养生观的起源和开端。同时，医学理论也推动了一些保健思想产生。这一时期，体育养生意识突显、养生思想萌发，养生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现象。